永乐.北京国安+-+北京国安 侯永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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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朱棣为什么能成功？锦衣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锦衣卫的前身是拱卫司，中期才被改为锦衣卫，主要作用也就是对朝野内外进行监察，收集情报，直接归皇帝管辖，晚期由朱元璋废除，改三法司办理。明成主朱棣年间由于帝位是靠反叛得来，担心朝廷不稳、流言四起，于是恢复并加强锦衣卫，称首领为大汉将军，其作用是监察朝野内外妄自抨击皇室及违法乱纪者、充当仪仗贴身保护皇帝安全、执行庭杖、审理诏狱等职责，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皇帝以下所有触碰皇权逆鳞之人，权利很大，后世人称正是锦衣卫，间接导致明朝灭亡。

锦衣卫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国安！朱元璋设立锦衣卫的初衷是掌握所有皇亲国戚、封疆大吏的一切！他想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反他，对他是否忠诚，是否忠勇！要知道这些人吃什么菜、忙一些什么政务、晚上睡什么样的女人！

明朝的“厂卫”是臭名昭著的，锦衣卫和东厂等是明朝专门设立的拥有独特权力的情报机构，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亡于厂卫”，这话虽然有所夸大，但锦衣卫和东厂的所拥有的特权过大，而制约的力量非常小，这使“厂卫”特务机构胡作非为、贪赃枉法，导致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不能不说，这也是引起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锦衣卫是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设立的，“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对大臣的权力还不放心，于是，他将原来的“拱卫司”改称为“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负责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之事。而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旨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设立了锦衣卫。

锦衣卫的设立，有方面的变化，第一，原来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是负责皇帝的依仗和侍卫事务的，而锦衣卫不一样了，是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而且锦衣卫下面还设了镇抚司，专门设有诏狱。第二，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由指挥使领衔，直接向皇帝负责，而且，锦衣卫指挥使一般是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来担任的，皇帝对其非常信任，所以，比同级别的官员权力要大得多。第三，锦衣卫可以逮捕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的任何皇室宗亲和朝中大臣，并可以秘密审讯，这就不得了了，残酷的特务刑罚制度就形成了。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可能觉得锦衣卫的刑罚太残忍了，或者感到锦衣卫秘密审讯不好控制，所以，他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将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而内外狱也全部归三法司审理，设立五年左右时间的锦衣卫被废除了。

可是，，明成祖朱棣搞政变，他登基之后，为了清除和制约反对他的官员，他又将锦衣卫恢复了，下旨设立北镇抚司，专门处理理诏狱，实际上是把锦衣卫加强了。朱棣授权给北镇抚司比当时朱元璋授权给锦衣卫的还要大，北镇抚司可以直接逮捕和拷问犯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都无权过问。此外，朱棣还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挑动官吏互相告讦，而且，他还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和探刺臣民隐事，又增设了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使得明朝具有了厂、卫并立的特务机构，使特务机构得到空前的强化，而专制统治也得到大大的加强。

建文三年（1401年）底，朝廷的军队与朱棣的军队正相持着，谁也暂时没有办法打败对方，而且，朱棣相对兵少一些，就在此时，有内臣自京师来向朱棣告密，这让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可以突袭，于是，朱棣改变战略，决定进攻南京。这极有可能是朱棣埋伏在建文帝身边的特务告的密。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江防都督陈瑄领着船队向朱棣投降，朱棣的军队渡江南下，攻下镇江，直逼南京。此时，城中兵力很弱，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投降，南京城被攻破了，皇宫中燃起大火，建文帝朱允炆从此不知去向，这是明王朝最大的一个谜。

朱棣攻下南京后，他声称继承的不是朱允炆的帝位，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他废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登基后，立即下旨大力搜捕齐泰、黄子澄等建文朝臣，废去建文的政策，全面恢复朱元璋制定的成法和官制。“靖难之役”之后，明王朝的政治生态改变了，一是明初围绕皇权激烈斗争的局势淡化了；二是藩王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力量可以与以强藩起兵夺取皇位的朱棣抗衡了，最强的藩王下，没有其他强藩存在。朱棣完全控制了局面。

朱棣当皇帝之后，他也渐渐有了一些改革，他完善文官制度，被朱元璋废掉的中书省，在朱棣时期逐渐以内阁的形式又形成了，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不过，选入内阁的是资历较浅的官僚（如翰林院庶吉士等），入阁只是参与机务，没有大的决策权力。而朱棣恢复镇抚司，增设东厂衙门，并强化监察机构等，就是为了对朝中大臣的控制，应该说，这对于朱棣强化皇权的专制统治，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镇抚司还是东厂，其权力太大太特殊，已经失去了传统政治体制通常的制衡机制，皇帝直接掌控的特务们几乎不受约束，没有别的力量可以制约，于是，就出现了特务可以随意按自己的需要来罗织罪名，胡作非为，贪赃枉法，这让朝中大臣们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哪一天就把逮进诏狱中，不知道哪一天就被秘密判了死刑，或者被折磨死来，所以，整个政治体制，运转就不灵了，只有特务们在张牙舞爪，而大臣们偃旗息鼓，胆战心惊地熬着日子。这其实就是明朝失败的很大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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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后绵延长达296年的大清王朝统治序列中，位于承前启后重要关键节点的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平三藩定台湾”，快速稳定政局，恢复发展生产，文治武功声名显赫，创立“康熙盛世”，这与他善于因势利导、积极缓和民族矛盾；大胆任用汉族人才、继承发扬前朝先进制度文化是分不开的。

1661年，清世祖顺治皇帝驾崩，遗诏传位于第三子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帝。康熙8岁继位，14岁亲政，16岁擒鳌拜，显示了“初露锋芒”、“大器早成”的政治手腕。

当时摆在年轻皇帝面前的政局堪称错综复杂，内忧外患，令人挠头棘手。一方面满汉关系紧张，南方的“三藩”伺机作乱，各地“反清复明”势力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台湾被郑氏家族割据，沙俄在东北展开扩张，多次侵入黑龙江流域地区。

然而“少年天子”的康熙临危不乱、应对自如，将诸多“老大难”问题一一搞定。彰显了卓尔不凡、令人钦佩的杰出才能。下面主要陈述一下其顺应民意、笼络人心、缓和满汉矛盾的积极做法。

一、积极调整文化政策，大力开科取士，开馆修书，编修明史，以获取汉族知识分子的好感和归附。康熙在三藩战事未平之际，便即决定开设“博学鸿词”特科，选拔汉族知识分子中学问优博之士，进行《明史》的编修，以此来安定人心。

康熙征举博学鸿词科试，唯恐遗漏人才，取士尤其宽大，被录取的考生中，有的诗律并不合韵；有的文句滞涩；有的试题并未做完……但康熙鉴于考生皆当代鸿儒オ杰，不以为嫌，俱为收罗。所录取考生名额之多在我国科举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可谓是一代抡才盛事。这次制科举行后，使前明知识分子与清政权的对立情绪得以较大缓和。

在编修明史过程中，康熙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使他们他们从先朝遗民的情绪出发，将修先朝史作为经世致用的一个途径，并在修史的过程中，激发了强烈的责任感。如以布衣征召的朱尊，本系朱明皇室之后裔，不仅参与史馆工作，后又入值内延，成为清政权的重臣。又如明季诸生毛奇龄，在明亡后避世山谷，入选后还积极动员遗民史家张岱将所藏的大量资料借给史馆。就连誓死拒绝受聘的黄宗羲，不但贡献了自己珍藏的全部资料，还把自己最好的学生万斯同送来参加《明史》。

二、崇儒重道，求贤若渴，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二十三日，康熙颁布了求贤诏令。顿时朝野内外上下官员纷纷响应，各举所知贤才推荐给朝廷，一些隐逸之士，也争相求荐，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共推荐四方才略143人，这些被举荐者汇聚京师之后，康熙谕令户部发给薪俸，给予优厚的待遇。

在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人才任命上，康熙对汉人出身的周培公、姚启圣、李光地等才俊能臣予以提拔重用，一时间传为佳话。

三、不惜屈尊移驾多次拜谒明明孝陵（朱元璋），赞誉明太祖“治隆唐宋”，以此笼络人心，缓和满汉矛盾。

康熙执政时期，不仅六次遣官拜祭南京明孝陵，五次亲往谒陵；而且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南下路过金陵时，在耳闻目睹南京城的盛况后，对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表达了由衷赞叹，欣然写下“治隆唐宋”的著名碑刻。

“治隆唐宋”，意思是说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要比唐朝、宋朝还要好，明朝比唐朝、宋朝还要兴隆。

这座康熙御题治隆唐宋碑高高矗立在明太祖的陵墓前，表达了以康熙为代表的清朝对前朝——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大明帝国国家综合国力的由衷赞叹和高度评价。

他这样做，既有力地笼络了广大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又有利于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统治的巩固，堪称眼光长远的高明之举。

四、被康熙不吝赞誉为“治隆唐宋”的明太祖朱元璋，其实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统治时间长达近三百年的大清其实承袭（发扬）了明朝开创的诸多制度、文化和做法。

清朝沿袭明朝制度，与李唐、赵宋时期相较社会更加繁荣。清朝的疆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远迈汉唐；清朝在康熙60多年系统有为的执政下，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繁荣似锦，治隆唐宋。

而“治隆唐宋”一词，对开创大明近276年江山基业的朱元璋而言，也是当之无愧的。朱元璋开创明朝之后，八方来贡，四夷臣服，先后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南京城、北京城、紫禁城、天坛、长城；推动了郑和下西洋等航海壮举；编纂了《永乐大典》等传世经典，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百姓安居乐业。

为此，康熙皇帝五次南巡，每一次南巡都要亲自拜谒明孝陵，拜谒的时候行三跪九叩之礼，从山门磕头一直要到陵墓下，无比虔诚和崇敬。康熙一而再地去崇敬朱元璋，源于其对朱元璋的治国才干和不俗政绩的由衷敬佩。

深受此影响，清朝也几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就连科举制度、法律制度、学校制度、天文立法等，也完完全全照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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